摘要 伴随女权主义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女性服饰作为中西方女性形象变迁的载体,见证了近代西方女性服饰从维多利亚时代及欧洲传统束缚到“新女性”运动引领下的现代解放,也见证了近代中国女性服饰从受封建礼教禁锢向现代化探索的转变。女性审美观念在西方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表达、受外部控制到自主定义的重大转变,开始趋于自然、简洁以及合乎人体健康和舒适的要求,突出了对功能和便捷的要求。在中国,受西方文化和女权主义风潮影响,一部分女性抛弃传统束缚,倾向西式服装,象征了对新思想的接受。20世纪20年代,融合中国传统女装和西式连衣裙穿法的旗袍开始在女学生群体中出现。“从束缚中解放女性”,显示了中西方女性审美观在女权主义影响下追求解放与平等的转向。从服饰演变路径看,西方女性曾认为服饰凸显“小”与“瘦”是平权象征,中国女性认为展现“大”与“丰满”是女性权利的体现。在“新女性”运动推动下,西方女性服装经历了显著变革。但这一时期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系统性影响还未显现,服饰变化较为缓慢,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有明显转变。
关键词 近代;中国和西方;女权主义;女性服饰;权力;身份;演变。
Rights, Identity, and Aesthetic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Women's Clothing in the Modern Era (1840-1949)
Wang Yihan
Abstract: Feminism brought significant changes to women's clothing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reflecting the distinct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at had shaped women's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and equality.From the 1840s to the 1940s, alongside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women's clothing served as a medium reflecting the evolution of feminine image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It witnes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Western women's attir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Victorian era and traditional European norms to modern liberation inspired by the "New Women" movement. Simultaneously, it documented the transition of modern Chinese women's clothing from feudal ethical confinement to an exploratory path toward modernization. In Western societies, aesthetic perceptions of women had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shift—from passive acceptance to active self-expression, and from being shaped by external control to autonomous self-definition. Correspondingly, this change was also reflected in women's clothing, which became more natural, simple, and aligned with health and comfort while prioritizing functionality and convenience. In China,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and feminist movements, some women rejected traditional constraints and embraced Western-style clothing, symbolizing their acceptance of new ideas. In the 1920s, the cheongsam (qipao)—a fu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s attire and Western dress styles—emerged among female students. Incorporating Western tailoring techniques, it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n iconic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women's fashion. These shifts illustrated how the pursuit of "liberating women from constraints" reshaped female aesthetics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as feminism encouraged a broader movement toward freedom and e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othing evolution, Western women once associated clothing that emphasized a "small" and "slim" figure with gender equality. In contrast, Chinese women viewed clothing that accentuated a "large" and "plump" figure as representing female empowerment. While Western women's fashion underwen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Woman movement, feminism had not yet exerted a systematic impact o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resulting in a slower pace of change in women's clothing. It was not until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that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s in women's clothing began to take shape in China.
Keywords: Modern Era ; China and the West; Feminism; Women’s Clothing; Power; Identity; Evolution
Author: Wang Yihan,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Center of RDFZ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服饰不仅是人的遮体之物,也是特定社会文化、价值观及个体权利的生动写照。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伴随中西方社会的巨大变革,性别权利结构的改变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女权主义的发展不断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并且重塑了女性权利、身份及其社会地位,女性审美也逐渐摆脱男性主导的价值体系,演变为独立且有着自我意识的全新审美体系。女性服饰作为中西方女性形象变迁的重要载体,见证了近代西方女性服饰从维多利亚时代及欧洲传统束缚到“新女性”运动引领下的现代解放,也见证了近代中国女性服饰从受封建礼教禁锢向现代化探索的转变。对比近代中西方女性服饰演变的异同,对于揭示不同社会背景对女性服饰的影响,有着积极意义。
一、女权主义兴起及其对审美观的影响
作为一个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女权主义旨在积极争取女性权利与性别平等,深入研究性别不平等的底层逻辑并推动实现女性权利与利益的正当性,其目标在于消除性别歧视。而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则受到西方女权主义影响而产生颠覆性的变化。
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加速。由于女性开始参与社会生产之中,使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同时,女性也介入文化生产之中。在这一时期,女性的权利意识有了极大提升,女性身份不再只是一种单一化、附属化的存在。这同时促进了女性消费市场的发展,为女权主义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这种变化同时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审美意识。随着女性在教育、工作、政治等领域不断获得更多的权利,女性的审美体系也逐渐从男性世界所强调的“温柔顺从”或“蜂腰肥臀”等,转向强调力量、独立性和多样性的方向。正是在女权主义的推动下,女性不断获得了更加自由、多元和健康的形象呈现。
二、女权主义审美观视角下近代西方女性服饰演变轨迹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40年代,女性审美观念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表达、受外部控制到自主定义的重大转变。同时,女性服饰也体现了相应的变化。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女性着装并未脱离男性主导的传统审美观影响。这个时期对于女性角色有着严格的定义,强调某种符合社会期待的“理想女性形象”。女性被视为家庭的守护者和道德的典范,包括顺从、温柔、瘦弱、优雅等特质。而女性着装则会利用紧身胸衣(corset),将胸部塑造成理想的形状和尺寸——对于胸部尺寸较大的西方女性而言,它会压迫呼吸。比如,曾经先后流行的克里诺林(Crinoline)、巴瑟尔(Bustle)等不同样式的裙撑(图1),用人为矫饰的方法,夸张女性臀部廓形或后臀部的造型。显然,蜂腰肥臀的女性审美规范,包含着对于女性生育的凝视及其家庭导向的期待。
1850年代,有女权主义者开始提倡女性像男子一样拥有穿长裤的权利,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是当时《百合花(The Lily)》月刊主编阿米莉亚·布卢默(Amelia Bloomer,1818-1894)。她倡导一种短裙之下穿宽松裤的装扮,在当时引起社会的轰动。她在杂志上大力宣传服装改革,发表关于女性健康、衣着和权利的文章,成为当时争取女性解放和身体自由的重要代表。
当然,裤装在西方女性服饰中真正普及,是在二战以后。生产水平提高和科技进步、社会科学发展以及艺术思潮变化,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影响,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发生巨大变化,女权主义影响越来越大。由此,女装开始趋于自然、简洁以及合乎人体健康和舒适的要求,有时甚至成为女权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

图1 1874年穿着巴瑟尔裙装的女性
20世纪初,新女性(NEW WOMEN)的涌现,加快了女装的变革。1900年,法国女医生莎洛特(SARRAUTTE)发明健康胸衣,将横向定型尺寸的铁丝从胸围最大处降到乳下,解放了女性的胸部。同时,在社会民族化和妇女解放的背景下,女装发生质的变化,不仅取消了胸衣,而且开始流行“像男孩子一样(Boylish look)”的女性理想形象。这种流行风貌突出强调女性的青春活力、天真无邪、发育不完全和平坦的胸腹,有史以来第一次认为胸部平坦也是一种美,小脑袋才好看。服装的廓形为H型,忽略了女性的第二性别特征;裙长趋短,极端情况下甚至段及膝盖;头发剪得非常短,呈现出一种否定女性性别特征的审美风潮。短裙和无袖裙成为象征女性解放的标志。这种流行风格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图2)。而在二战期间,由于女性需要承担许多原来男性的工作岗位,加上物资短缺,女性服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男装因素,突出了对于功能和便捷的要求。这其中不仅体现了女性权利和地位的上升,也表现了女性身份的一种转变。
20世纪前50年,以巴黎为代表的西方设计师群体为女性服饰审美提供了诸多演绎。保罗·波列(Paul Poiret)摒弃紧身胸衣,开创了无胸衣(Bodice-less)设计。如流行的“薰衣草裙”(La Robe de la Lavande),就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无胸衣长裙。法国设计师香奈儿(Coco Chanel)则是当时青春派女装的旗帜。她的设计简洁,凸显女性自然美,强调女性的独立和力量。“香奈儿套装”是典型的例子:它结合男装元素,给女性提供了更加自由的穿着选择。而意大利籍设计师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在1931年推出为网球运动员Lilí Álvarez 设计的革命性的“裙裤”,在英格兰引起争议,颠覆了女性网球选手着长裙运动的历史。

图2 1921年法国时装杂志中的时装画
三、女权主义审美观视角下近代中国女性服饰发展历程
从20世纪下半叶到1949年,处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随着社会变革和西方文明的传入,在传统与现代化的交织进程中,对于女性的审美观念经历了显著变化,女性服饰也同时逐渐偏离传统轨道而进入一个中西兼具的时代。
在1840年至1912年间,晚清中国女性地位和角色深受封建礼教和传统儒家思想制约。清朝统治下的女性被要求遵守“三从四德”,她们的生活和行为被限制在家庭领域。满族女性通常身着宽大平直的旗装袍服,长度一般至脚踝。长袍的领口多为圆领或立领,领口、袖口和衣襟处常常装饰有精美的花边、刺绣或滚边,内穿长裤。汉族女性服饰主要形制为上衣下裙或者上衣下裤,上衣主要有袄、衫等,短袄长度一般及腰,长袄则可至膝盖。马面裙是正式场合的必备,裙内穿裤;仅穿裤而不穿裙,在大户人家只限于闺房之内,否则被认为是失礼(图3)。女性中缠足十分普遍,“三寸金莲”被认为是一种美好,不仅因为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禁锢和男性畸形的审美心理而从宋代流传下来,更发展成为女性美德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在作为华洋杂居的通商城市上海,传统对于着装的约束相对较弱,衣着的花样翻新反而成为“时髦”,服装越来越合身,装饰越来越简单,到20世纪最早的10年间,简单、紧身的上衣下裤成为女性服饰时尚,就裤装的普及而言,中国比西方要提前半个世纪。
进入民国时期,中国女性服饰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这一时期,社会风气开放,西方文化和女权主义风潮都影响到了中国。一部分女性倾向西式服装,抛弃传统束缚,选择洋装,如西式裙装、骑马长裤等,象征对新思想的接受。出于卫生和健康的社会观念,1911年民国建立之初,政府就发表了废除缠足的政策,后来社会又呼吁恢复女性“天乳”,束胸逐渐消失,女性的身体自由得到恢复。“五四”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倍受重视,女权主义在女学生群体中逐渐流传;到1926-1928“北伐战争”期间,妇女解放成为一种口号,女性的社会地位直线上升,短发成为革命的象征。
在此期间,对于女性的审美观逐渐西化,反映在服装方面,就是对于女性身体曲线的展现和身体裸露程度的包容。1915年前后,受到留洋女学生的类似当时日本女生着装风格的影响,流行少有纹饰、显现腰身的“文明女子新装束”,后人称其为“文明新装”。到20世纪20年代,融合中国传统女装和西式连衣裙穿法的旗袍开始出现在女学生群体之中,并迅速风行上海,辐照到全国(图4)。对于旗袍的流行,作家张爱玲(1920-1995)在“更衣记”有这样的表述:“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〇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但是,女子赢得和男人一样穿袍的权利,也是男女平权的一种进步。从1925年至1949年,旗袍的廓形变化逐渐与巴黎的流行同步,西方裁剪技法开始融入其中,旗袍演变成了中国女性服装的代表。在抗日战争时期,女性服饰更加实用化,许多女性穿着宽松的服装以便于劳作,或是军装风格衣着。

图3 清代马面裙

图4 1930年代穿旗袍的女性
四、女权主义视角下近代中西女性服饰演变的异与同
在近代百余年间,尽管中西方在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女权主义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西方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认识,推动了服饰体系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女性形象的转变。
在这样大时代的权利变革潮下,中西女性共同反抗传统束缚,追求更自由舒适的服装,抵制传统服装对身体和生活场景的限制,并且随着女性在社会中角色的增多,服饰设计趋向自然简约,强调功能性与舒适性。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女性进入工厂和军队,表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衣着上更加强调功能性。在这一背景下,中西方的军装风格也开始受到欢迎,成为反映女性新角色的重要象征。可以看到,中西方女性在追求解放与平等的过程中,从束缚到解放、繁复到实用这些共性,显示女性在社会权利和地位上的转变,以及审美观的转向。
不过在这些共性后,在演变过程中依旧可见存在些许的差异。首先,从服饰的基本演变路径来看,西方女性曾认为服饰凸显“小”与“瘦”是平权的象征,而中国女性则认为展现“大”与“丰满”是女性权利的体现,这是显而易见的差异化表现,但同时值得思考的是这一现象反映了社会现状与压迫方式对于女权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女性观”仍然受到传统男权架构的挤兑,“和他们反着来”便是胜利,这显现了长久的封建制度下女性思想无法走出固定框架,仍在男权游戏中寻求解决方案的窘境。
其次,从女权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女权主义已然进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从争取基本权利到系统理论、实践的形成,尤其是在“新女性”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女性服装经历了显著变革。相对而言,中国在这一时期还处于封建社会的统治下,女权主义系统性的影响尚未显现,服饰的变化较为缓慢,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有明显转变。西方思潮的引入为中国女性追求现代化和性别平等提供了契机,但仍显得步履维艰。可见,女权主义的完整理论构建和传播是有效引导服饰审美发展的指南针,若没有理论指导便容易走向混乱(或者是百花齐放),例如中国民国时期有一部分女性一味追求“性感”与“暴露”,认为这便是权利的体现,却反倒成为了男性色情凝视的对象,满足了男性的趣味。这一区别还反映出社会基本环境对于思想、观念的显著影响,正面临着战乱和殖民危机的中国处于不安定的大环境中则难以用完全投入地面貌发展女权主义思想,也导致服饰审美的停滞。
前文所阐述的社会环境一样成为了另一个区别的动因:同时期西方已经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服装设计师,而中国的服装产业领域则相对滞后,中国尚未出现专业的服装设计师,主要由具有较高时尚意识和衣着品位的知识女性和文艺界的代表性人物推动服饰流行,她们中的一些人拿起了画笔担任了设计师的角色(图5),同时民间的服装公司与裁缝团体也引领当时的女性服装风尚。张爱玲(1920-1995)在“更衣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从这位中国近代及其著名的女性作家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中国的女性服饰是群体行为大于设计师号召的,这反而显现出了服饰审美和女权主义在中国平民中的流行,而与西方的奢侈品牌的引导群众形成对比。当然,这种象征平等的女性服饰在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普及是相同的。

图5 民国女性杂志服装设计图
综上所述,实用性与舒适度是这一时期女权主义推动下服饰变革最显著的共同特征,但由于经济、政治、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区别导致了在女性服饰流行表现上的区别,当我们讨论女权主义或任何一种观念或理论的流变之时都不可以抛开时代的背景。
五、结语
总的来说,女权主义推动了中西方女性服饰的显著变化,彰显了女性在追求独立与平等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同历史轨迹和文化背景。这个阶段女权主义不断的发展对中西方女性服饰的影响都遵从一个重要的理念——“从束缚中解放女性”。不论西方丢弃了紧身衣,还是中国废弃了缠足的陋习,都是在女权主义和社会变革在互相促进的情况下,让女性们走出家门,参与到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去,重新塑造女性们的全新且多元的形象,在改变时代格局的同时,推进时尚行业的变革与发展。当然,由于近代中西历史背景不同,女装也经历了既有类似又各有特点的变化历程,中国的女装演变无疑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是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交融之下,又诞生了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新发展。